從1997 年開始,環境污染糾紛直線上升,每年遞增25% ,到2002 年已超過50 萬起,環境維權成為社會熱點。2005 年以來,從圓明園防滲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到廈門、大連、寧波、成都、昆明PX 等重化工項目,再到最近的廣東江門核燃料風波,環境公共利益沖突日趨尖銳,對抗方式也更加激進。
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態環保意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領導干部落后的發展理念。
在很長時間里,地方干部競爭的“政治錦標賽”模式,其中心內容是“經濟錦標賽”,經濟業績成為考核任用干部最簡便易行的標尺。迅速改變一地之面貌、實現民生之發展,變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爭朝夕的現代化,讓很多人有一種停不下來的沖動。與此同時,受制于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局限,環境問題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這樣的背景之下,環保部門的尷尬也就在所難免了。
法律授予環保部門的是檢查權、罰款權和建議權。但是在基層,這些職能有時會被各類土政策阻擋,有時會被地方保護主義的長官意志扼殺。權力一旦可以繞過法律,決策也就可以拋開程序。很多大型項目上馬時,不透明的環境評價過程,不充分的公共決策參與,其實質往往是為了讓項目順利過關。可一旦遭遇公眾的抵制,這些工程無論環境影響如何,通常都會迅速下馬,形成“ 一鬧就停”的示范效應,讓一些并不理性的鄰避運動得到不應有的鼓勵,也讓一些本屬必要的項目中途夭折。
權與法的沖突,理性與欲望的齟齬,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較量,剪不斷,理還亂,成為環境改善的羈絆。對此,環境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環境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實質上是“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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