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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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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新區錦業路錦業時代A3-307室本期嘉賓 樓宇烈
采訪到樓宇烈教授頗費一番功夫。這位曾經師從馮友蘭的老先生盡管年事已高，依然是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平日里還要給學生講課，還有各種演講，馬不停蹄地傳播國學思想，非常忙碌。
除了在北大授課外，老先生還擅長以演講的方式表達學術思想，他說：“我給自己提了個要求，在公眾場合的演講既要讓沒有任何知識準備的人能聽得懂，又要讓專業人士覺得有新意。”
和其他國學大師一樣，樓宇烈教授著作等身，著有《中國的品格》、《佛教與中國文化》、《十三堂國學課》等經典著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者、實踐者。
和樓宇烈先生對話，記者有一種“閑看庭前花開花落”的感覺，先生回答問題有條不紊，反應敏捷，分析和應答波瀾不驚，從容淡定，也許這就是研究哲學、宗教、佛學的學者修為。
老先生除了日常授課外，還偏好昆曲、古琴、茶藝，這種外人看來風雅和小資的事情，卻是先生眼中理解傳統文化的途徑。“以道統藝，由藝臻道”，這也是他的人文理想：借由藝術上通下達，實現對日�，嵤碌某剑⒆罱K實現自我精神的提升。
采訪中最難忘的是他穿著的衣服，一件白色的中式對襟上衣。談及，先生用手掂起衣角，“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符號，我們不能丟掉這個載體。在一些場合，穿上它，能夠喚醒我們對民族文化的記憶。”
編者按
梁啟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問諸君為什么進學校，眾人會答為學問。再問為什么求學問，各人答案就會不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了。諸君啊，我請替你們答一句吧：‘為學做人’。”
梁啟超認為，所學種種，不過是做人所需的手段。大自然孕育萬物，人類是其中之一，所以人類與其他動物一樣具有動物屬性，也有處在蒙昧時代不知“自我”為何物的時期。只不過，后來人類逐漸適應了各種生存環境，不再單純地依賴自然，開始從蒙昧中覺醒，有了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在讓人類自我得到了極大釋放的同時，也促進了約束規則的建立，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要素的共識，概括來說可以是“達智、達仁、達勇”。這是人類普通的道德標準，孔子就曾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然而，要達成這三者，需要不斷學習，受到教化。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就是我們通往智者、仁者、勇者道路上的思想課和方法論。
走近儒學、了解儒學、弘揚儒學其實很單純，就是一個學與教的過程。文化版特別策劃“大家訪談”，將以“弘揚儒學傳統文化”為主題，專訪國學大師，暢談優秀傳統文化中留下的豐富精神寶藏，學習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要義。本期刊登第一篇。
◆本報記者張春燕
中國環境報：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為什么現在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樓宇烈：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一個以文化來立國的國家，是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國家，因此它才能包容我們56個民族。但是，為什么說現今失去了文化自信呢？
我想大概主要是在19世紀末開始，我們接觸到西方文化以后，開始對中國的文化進行反思。當時有一種思潮，覺得中國沒有宗教、沒有哲學、沒有科學、沒有藝術，在這樣一個認識下，怎么可能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呢？甚至我們還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清算，尤其是傳統文化中的主體部分——儒家思想進行了清算，把儒家的主體文化禮教說成是吃人的禮教。
到了上世紀30年代，有學者提出來全盤西化的口號，認為傳統文化都不如西方。當然，他提出這個口號的時候，也有很多學者是不贊同的。有10位教授聯名發表了中國本位文化宣言，但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主張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立場的力量依然微薄。
中國環境報：是什么樣的原因，導致我們對自己的文化認知產生了誤區？
樓宇烈：這來自于一個問題，我們怎樣認識文化？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把文化看做是一個歷史進展的過程，注重文化的歷史性，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的文化是遞進的。這樣一來，后一個時期產生的文化，一定比前一個時期的文化先進。因此，總覺得西方工業文明產生的文化一定比農業文明的文化進步。而中國的文化，恰恰是農業文明時期為主產生的文化。到了近代，世界邁入工業文明時代，農業文明的落后性就凸現出來了。我們要趕上世界的潮流，要與世界同步，勢必要批判傳統的農業文明。
這種思想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有一部電視劇叫做《河殤》，講中國文化是黃土地的文化，簡稱黃色文化，它的特點是保守、缺乏創造性、缺乏更新機制。相對應的是西方的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是藍色的，簡稱為藍色文化，它的特點是開放、創新、不斷地進步。電視劇的結論讓我們拋棄黃色文化，擁抱藍色文化，我想經過那個時期的人應該印象很深�？墒�，現代化不等于西化，我們還是應該主張自己的文化傳統，在這個基礎之上走向未來。
所以，文化不僅是時代性的，更是超越時代的，并不是說農耕文化只適于農業社會，應該看到文化的傳承性。再一個，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類型和特色，而這種差異性，恰恰是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如果文化都一樣，那就無法彼此相互推動發展了。
中國環境報：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在哪里？
樓宇烈：上世紀80年代，世界性的文化就出現一個問題，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消亡，尤其是那些口述的非物質文化。于是有人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口號：“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覺得這個口號非常重要。簡單來說，中國的文化更注重于人的向內自覺性，而西方文化更注重向外部追求，他靠一個外部的力量來規范，這就很需要相互來補充。
舉一個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一位軍事專家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訪問，會見了大使館的武官。美國的軍事專家問，你們學孫子兵法嗎？回答說學過。美國人問，你們覺得孫子兵法怎么樣？中國武官說，孫子兵法已經過了時，那是幾千年前的東西，我們現在要學的是你們國家軍事專家的理論。
美國軍事專家說，你們錯了。孫子兵法與西方軍事學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孫子兵法所體現出來的現實主義中庸之道更有意義，比如“不戰而勝”。
我前面提到我們國人對文化認知的誤區，那么現在的人是不是有這樣的自覺了呢？我覺得還沒有。很大原因是在于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由于缺乏自信，又缺乏對它的尊重；由于缺乏尊重，又對它沒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而這種沒有認同感就讓他對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這樣一種意識也就越來越淡薄。因而，我們要樹立起一種自覺的文化主體意識。這是不容易做的。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讓我們的民眾很好地了解文化傳統，了解傳統文化中的財富，而且能夠對它有所鑒別。有了了解，才會真正地認同。有了認同，才會去尊重它，然后才會有一個自信。
中國環境報：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主體精神是什么？
樓宇烈：是人文。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其中還包含著更深層的意義，人只是天地萬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離開整體，人應該不斷向天地萬物學習，順從自然的發展，而不是讓天地萬物來順從人的意愿。
西周打敗了殷紂王以后，總結夏商為什么會滅亡，認為君主有道義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誰也不會保佑。大禹治水，為百姓帶來福祉，舜順從民意，把帝位傳給他，后來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領袖成湯帶領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紂，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王帶領百姓起來推翻紂王的統治。紂王是一個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記》里記載，武王的部隊已經打到殷紂王的城墻下了，他居然還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爺給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樣？結果武王的部隊攻進來，紂王被流放，后來自殺了。西周就總結出來“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歷史經驗教訓。
作為每個人來說一樣，只有修好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是用“以史為鑒”總結出來的。中國人還有一個說法是：以天為則，處處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
儒家也有同樣思想，只是表達的方式不一樣。儒家說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合一，人道要以天道為準則。圣人要向天學習，自然無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順其自然。人要順應、尊重自然，向自然學習。一方面強調人的主動性，一方面又不讓人凌駕于天地萬物之上。究竟是讓人去適應天地，還是讓天地適應人？無論是西方科學、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都強調人不僅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這是我們的口號。但是再這樣改造下去，人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應該怎么樣去順應，我想是要按照規律辦事，推動自然的發展。
中國環境報：儒家文化和環境文化有沒有聯系？
樓宇烈：當然有。儒家認為，天是包括四時運行、萬物生長在內的自然界，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是一個生命整體。儒家倡導“畏天命”，要求人們敬畏自然，對自然界不能隨心所欲，對自身的行為要保持警覺。春天是萬物發芽的時節，夏天萬物生長，即春生夏長。而現時代的人偏要違背自然規律，不顧季節秩序恣意砍伐，隨意捕撈，是對自然的破壞。
環境文化是人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對自然的認識、對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認知狀況和水平的群體性反映樣態，是一個新文化，也是一種大文化。有人定義環境文化是一種新觀念，涉及很多方面。但我以為，本質依然是以人為本，為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間的和諧，以人的生存和生命質量為核心的文化。
儒家文化和環境文化的聯系是內在核心的聯系。儒家說，仁者要熱愛大自然，親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視為最大的快樂、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儒家倡導“知天命”，要求人們去認識、掌握自然的規律，認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性。只有認識了天人關系，才能傾聽自然界的呼聲，從而達到“不逾矩”的境界。這難道和環境文化的本質不是一脈貫通的嗎？
中國環境報：今天我們重提復興儒家文化，對環境保護工作的促進意義在哪里？
樓宇烈：促進的意義在于教育和倡導，對現代人觀念的轉變。農業文明時期，人類的生態觀是“天定勝人觀”，人們以勤勉的態度對待自然，但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到了工業文明時期，人類的生態觀是“人定勝天觀”，認為自然是能征服的。表現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缺乏敬畏，要與天斗、與地斗。長此以往，“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據了我們的頭腦。
現在，是時候反思時代的局限性了。今天重提儒家文化，既要區別天定勝人的觀念，也要扭轉人定勝天的誤區。其實，中國哲學家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大約2300年前，孟子就說過，人類活動會對周圍自然界造成影響。孟子日：“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重提儒學，是在整個社會的精神層面再建一種基于儒家價值觀的人文主義：孟子在提醒我們，文化是有繼承性的，老祖宗的財富要代代傳承下去，既有精神層面的，也有環境層面的。
重提儒學，將會促使人們行動起來。最重要的是，這會催生看待自然界的方法論，有可能對治理霧霾、受污染的江河以及人們的擁有欲、創造欲和自身狀態產生長期的積極影響。